“中俄两国的集体记忆和民族品格，是美国这样的国家所不具备的。”
“在俄罗斯国内，深深地存在着对美国的不信任感。”
特朗普政府若推行“联俄抗中”，中俄关系将如何应对？中俄合作如何成为新型大国关系典范？在东方卫视6月16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军教授一同聚焦中美俄三角格局走向。
张维为《这就是中国》288期：中美俄三角格局向何处去
张维为演讲
大国关系何去何从，从来都是决定世界格局的。自特朗普二度执政以来，西方不少智库都在议论乃至炒作所谓的“反向尼克松”，也就是模仿上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联中抗苏的做法，提出美国今天也可以联俄抗中。
当前这一派的主要观点包括美国解除或者部分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与俄罗斯全面和解，美国推动乌克兰停战谈判，美国可以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部分领土的实际控制权，美国提议恢复俄罗斯成为G7成员等，以换取俄罗斯疏远中国。
显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的不少做法已经反映了这些主张，全球主要媒体也一直在热议这个话题，尽管多数人似乎并不看好这种前景。
今年3月19号，俄美领导人电话会谈后，俄罗斯塔斯社驻华记者采访了我，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西方舆论认为美俄走近是为了制衡中国，你怎么看这种观点？我说我一点都不担忧，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高度成熟的战略互信，我们对俄罗斯朋友抱有足够信心，正如俄罗斯对中国也充分信任一样。
确实，今天的中俄关系已是十分成熟的大国关系。习近平主席已经11次到访俄罗斯，中俄两位国家元首在不同场合会面超过40次，两国元首如此频繁地密切沟通，本身就表明中俄之间的高度互信。绝大多数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对此都感到高兴。
多位美国记者也问过我类似的问题，我的回答是：中俄两国的领导人是政治家，而非政客，更不是商人。政治家的特点是具有长远的政治眼光，了解本民族、本地区乃至全人类的整体利益。
普京总统看得很清楚，并且多次指出西方正在失败，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拥有未来。中俄两国元首从战略高度直接引领中俄双边关系的发展，这使两国的政治互信持续加深，合作成果日益显著，世代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即使在一些领域内暂时遇到矛盾，那更像是兄弟间的矛盾，双方都力争在高度政治互信的基础上去解决矛盾。
俄罗斯总统普京 资料图：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我还谈到中俄两国都是文明型国家，文明型国家的特点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和深厚的人民。两国人民都具有饱经历史沧桑形成的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重视群体利益的思维格局、家国同构的文化传承。从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到阿炳的《二泉映月》，中俄民族都能将经历过的苦难化为自己的精神财富。从《黄河大合唱》到《神圣的战争》，都是80年前中苏两国人民浴血奋战的真实写照，其基调是永不屈服、抗争到底，战胜法西斯，实现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
中俄两国的这种集体记忆和民族品格，是美国这样的国家所不具备的，这也意味着中俄两国关系今天发展的深度、广度、厚度及其巨大的潜力，也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难以想象的，更是美国商业交易型的领导人难以理解的。
今年5月7日，习主席访问俄罗斯前夕，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我，问到特朗普政府与普京关系更加密切，这对中俄关系有多大影响，中国是否准备通过中俄领导人的会晤，来展现特朗普并没有成功地把俄罗斯从中国拉走。我说中国实际上是乐于见到俄美关系改善的，因为这总体上有利于世界和平。我个人也认为特朗普不是一个战争狂人，他认为无休止的战争已经耗尽了美国的国力，这种态度值得肯定。
中国国家主席这次访俄的主题，是隆重纪念战胜法西斯80周年。中俄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亚洲和欧洲的主战场，都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以数千万人伤亡的代价，为自己的民族生存和拯救人类命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制度安排，这是我们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发展的基石。
这次访问中，习主席和普京总统在莫斯科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中国和苏联分别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站在抵御日本军国主义和纳粹德国及其仆从国的最前线，是抗击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两支中坚力量。当今世界，中国和俄罗斯肩负维护正确二战史观的共同责任和使命。
我们绝不接受任何人、任何国家为法西斯主义招魂。我们对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近期在硫磺岛发表的荒谬言论感到震惊。他竟把二战期间屠戮2.8万美军的日军，与战死的美军相提并论，称之为“英勇气概的典范”，并断言这份气概将在美日联盟中“流传千古”。此番言论激起了美国二战退伍军人后裔的强烈愤慨。赫格塞思的这一行为，究竟源于自己对历史的无知，还是出于其它政治意图？如果赫格塞思真是为维护所谓的“美日同盟”而故意扭曲历史，这将是极为短视与卑鄙的，最终必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接着问我，习近平主席访俄是否是为了展现一种中俄共同抗衡美国的姿态？特别是中俄宣布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中俄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说：第一，美国相当长时间内对中国和俄罗斯都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客观上推动了中俄两个大国互相走近，但这远远不是中俄关系的全部。第二，我认为中俄关系的特点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可以为今天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树立一个榜样。我们希望中美关系、俄美关系也这样发展。第三，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2019年提出的，6年来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全方位的。
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为中俄关系注入了新的强大的内生动力。我建议他看一下《关于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确定了贸易、物流、能源、技术创新等8个重点方向的务实合作。回想1991年俄罗斯经济转型之初，中俄双边贸易额只有不到50亿美元，现在已经增加到了2500亿美元（这是2024年的数据）。
此外各种合作，特别是农业领域的合作和科技领域的合作亮点十分突出。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第三大农产品进口来源国，中俄大豆、贸易、牛肉等商品贸易额年均增长都超过20%。双方在航天、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研发新的项目，两国在新材料、绿色发展、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合作也成为两国关系的新的增长点。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也取得新的突破，对俄罗斯的汽车等机电产品出口和在当地投资组建生产线也在同步发展。中国产的汽车、电子产品在俄罗斯市场深受当地用户的青睐，市场占有率在不断上升。
同时，如何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也是双方合作的重点。
我个人认为，俄罗斯是一个革命者，它通过一场颇有争议的军事行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改变西方主导的单极国际秩序。中国是改革者，以趋利避害的方式融入全球化，并不断推动现有国际秩序的改革。美国在拜登时期是这个单极秩序的维护者，而特朗普时期美国则变成了抛弃者，他认为这个单极秩序使美国负担过重，造成了美国经济空心化并且走向衰败。
现在多极世界已成为现实，但多极世界秩序尚未形成。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向前看，主张建立有利于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全球秩序。特朗普他的特点是向后看，怀念19世纪的重商主义和过去的雅尔塔体系，希望由几个大国来主宰世界、瓜分世界。所以今天中俄两国共同肩负着建设一个民主公正、合作共赢的多极世界秩序的使命。
5月9日上午10点整，随着克林姆林宫钟声的响起，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开始。主观礼台上，中国国家主席和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并肩而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也参加了红场阅兵。
看着这场阅兵的实况转播，我不由想起了1941年11月7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当时从反法西斯前线战火硝烟中走来的苏联红军将士，经过红场检阅后，直接开赴前线与法西斯决一死战。
我也想起了1949年10月1日的新中国开国大典，参加阅兵的人民解放军将士也是直接从战火硝烟中走来，走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其中很多将士开国大典之后不久就直接奔赴前线，解放尚未解放的国土，包括大西北和大西南。苏联也成为第一个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所以共同的记忆、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使命，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上一层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圆桌讨论
主持人：刚才张老师分析了中美俄三个大国的关系，尤其着重探讨了中俄关系。刘教授在5月初恰好前往俄罗斯访问，当时正值俄罗斯筹备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重大庆典的关键时期。因此，我想先请刘教授分享一下您当时的感性认识，特别是您身处莫斯科时，那里的氛围是怎样的。
刘军：我们是5月4日晚上到莫斯科的。第一印象便是俄方对中国国家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以及参加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高度重视。在俄罗斯，主流媒体和电视台不断滚动播放中国国家主席治国理政的相关内容，街道上也随处可见相关宣传。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两个关键词：一是“胜利”，二是“铭记历史”，记住二战那段历史。
整个氛围热烈非凡，从接待中国国家主席的整体安排中便可见一斑。就像张老师刚才演讲时提到的，在克里姆林宫的观礼台上，汇聚了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如此繁忙的安排下，普京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进行了大范围会谈、小范围会谈，还有一对一的茶叙，总共接近10个小时的时间。最后，当其他国家领导人都已走上观礼台就座等待时，中国国家主席和普京总统才最后一起走上观礼台，仪式这才正式开始。这样一种安排，充分显示出俄方对中国及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而且，这一次我觉得有一件事特别地感人。中国国家主席出访前在《俄罗斯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文中提到“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深厚情谊，如黄河之水奔腾不息，似伏尔加河宽广深沉，成为中俄世代友好的不竭源泉。”
主持人：刚才刘教授说的这些细节，也印证了我们所说的中俄两国多年来构建起的大国关系堪称典范。鉴于此，我想请张老师继续为我们深入阐述一下，像中俄之间这种新型的大国关系，与以往大家所认知的，或者世界上普遍存在的大国关系相比，有什么不一样。这确实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新型大国关系。
张维为：我们非常明确，中俄是战略伙伴，同时秉持着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我去年就去了俄罗斯三次，下个月还要再去。中俄都是大国，不受任何国家的指令，我们发展的是正常的战略伙伴关系。
不结盟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文明型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体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不结盟国家。不对抗，意味着我们要世世代代友好相处，这对于两个拥有上万公里边界线的大国来说非常重要，双方都能对彼此的后方感到安心，这非常关键。至于不针对第三方，则表明我们之间的关系有着自身内在的逻辑。
其实，俄美两个大国之间也有它们自己的相处之道和逻辑。同样，我们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有自己的一种逻辑，这种逻辑不受第三方的影响。
刘军：我非常认同张教授刚才关于中俄关系的观点，中俄关系是一种非常成熟的大国关系，秉持着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这一原则虽由中方提出，但今年我们很有意思地发现，普京总统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于几个不同场合会谈时也是这样讲的，即俄中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由此可见，中国人的话语体系已被俄方完全接受了。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俄两国是高度一致的。正如何老师刚才所讲，中俄双边关系有着自身发展的逻辑，这便是其的内生动力。
主持人：二战史观本来就是我们对历史正确认识的一部分。如果对这些非常重要的历史概念进行歪曲、污名化的话，它对国和国之间的交往会带来什么影响？
刘军：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张老师刚才所提到的，像纪念碑、博物馆等重要设施，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符号和象征。这次我们在莫斯科开会时，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也出席了，他对中国政府以及武汉、重庆等不同城市对苏军历史纪念碑的保护和修缮工作表示感谢。这其实正是坚持正确二战史观的一个体现。
位于武汉市解放公园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
那么，什么是正确的二战史观？就中俄两国而言，我认为：
第一，中俄两国分别是东方主战场和欧洲主战场的中坚力量，在战胜法西斯的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贡献。
第二，我觉得这一次在莫斯科，俄方的一些表态非常正面。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普京本人明确提及了东方主战场以及中国所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二是他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要知道，中国在抗日战争当中，开始时间最早、牺牲最大、处境也最艰难。二战史学界有一个基本判断，即从1931年开始，至少在前十年里，中国基本上是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日本军国主义和侵略。因此，我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这一点上，普京本人也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他还提到了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大审判，强调要将战犯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主持人：我们为何要分析正确的二战史观对于大国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因为对历史的尊重本身就蕴含着对这个国家的尊重；而对国家的尊重，是我们构建新型大国外交关系非常重要的基石。如果缺乏这种最基本的尊重，大国关系怎么能好？所以，我们说中俄之间构建的典范性关系，首先就体现在彼此对对方的尊重上。
刘军：对，你讲得太对了。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新型大国关系，这次我们在莫斯科开会，主会场正是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访问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时所用的那个会场。当年，中国国家主席就在这个会场提出了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我们中方所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实际上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首先是相互尊重，这是大家刚才都提到的，至少第一步要做到相互尊重；其次是公平正义；最后是合作共赢。这才是我们所理解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然而，美国人并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觉得很难做到尊重俄罗斯、尊重中国。
主持人：张老师刚才在演讲中也提到《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采访您，我发现他们提出的问题以及背后的思路，仍固化地认为三国之间的大国关系，总会演变成联合其中两个国家来对付第三个国家的模式，无论这两个国家具体是哪两个。这是西方的一种固有认知吗？
张维为：确实是，只要经常关注西方主流媒体就会发现，像美国那些由自由派民主党操纵的媒体，背后往往是金融大鳄，它们发布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些老生常谈的套话。
这些媒体确实缺少想象力，有时候真的很同情它们。它们能不能跳出固有思维，去想象一种不同的关系？比如，双赢（Win-Win）有什么不行的，多赢又为什么不可能实现？它们却觉得这不太可能。还有中国提出的观点，比如先从小的做起，再逐步扩大，它们觉得这也很难理解。我觉得它们的条条框框太多了。
我也接受过一些西方记者的采访。一开始，他们跟你讲得特好，说你的观点很有道理，还表示一定会如实报道。但最终报道出来时，只报道了你讲的一部分内容，甚至根本不报道。这是因为他们上面有讲究政治正确的人在把关，如果报道完全反映中国或俄罗斯的观点，恐怕他们的饭碗都保不住了。
主持人：我想起之前我们节目邀请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先生来做客时，他举了东盟的例子。他说，中国对东盟非常尊重，我们与东盟是合作伙伴关系，但东盟也可以拥有其他合作伙伴，我们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可以。我觉得这个就体现了基本的尊重。就好比我们的大国关系，我们与俄罗斯是合作关系，俄罗斯同样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合作伙伴，哪怕这个合作伙伴是美国，也没问题。不过，对于西方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理念上的突破。
刘军：对，基辛格当年有一句名言。他是研究现实主义的，他曾说过，当我们面对两个对手时，会选择较弱的一方，联合起来共同针对第三方。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而言，其所谓的国际问题研究基本上就是敌人研究，因为有共同敌人的存在，所以它要去结盟，要联合起来共同针对第三方，这就是它的外交逻辑。
从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历史来看，联盟和权力政治确实一直是主流。但是，正如中国国家主席所言，我们的身体已经进入了21世纪，脑袋不能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
张维为：而且，我们现在自己已形成一整套理念和做法。例如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我们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在法律领域，我们成立了国际调解院。可以说，在方方面面我们都开始有自己的东西。这次中国-东盟-海合会的合作机制，也很了不起。
所以我认为，这当中包含很多创新方法。中国自身实力增强之后，我们所做的很可能就会成为一种国际标准。如果你不接受，我们也会明确提出，只要多数国家接受就行。最终，你可能会逐步接受，或者至少接受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形势比人强。
主持人：在《联合国宪章》中，调解是解决国家间冲突矛盾的一个重要方法，但是很少有人用，大部分更倾向于通过诉讼、仲裁等方式来处理争端。实际上，调解是一种非常温和且有效的方式，大家可以敞开来谈，以最小的成本达成最大公约数。以往可能也有国家进行过调解实践，但缺乏这样一个专门的平台。而这一次，中国搭建起了这样的调解平台，而且放在了香港。
张维为：调解（mediation）这个概念在《联合国宪章》中早已存在，但是从来没有成立过这样的机构。现在，我们从宪章中找到这个概念，并结合中国自身的大量实践，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
联合国相关文书里，除了我们熟知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以及各种各样的权利委员会和小组外，《联合国人权宣言》中还有duty（责任）和responsibility（义务）等概念。基于这些概念，以后或许可以成立一个联合国国际责任委员会。中国可以积极推动这一举措，因为我们一直强调权利与义务、权利与责任的平衡。国际调解院的做法是很有启发的。对解决国际争端，不能光是依靠西方的话语和实践。
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仪式在香港举行。 图自中国外交部
主持人：对，关于国际调解院，我们对其功能的完善并非完全另起炉灶，而是在整个《联合国宪章》框架下进行的，只是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没有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如今中国有能力了，便以我们的方式参与国际治理，这实际上是对国际治理的一种极大完善。
另外，刘教授，我想问一下，在您这个阶段对俄罗斯的访问过程中，您感受到当地学者对俄美关系，包括俄乌冲突后续发展是怎么看的？
刘军：我们这次先在莫斯科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前往圣彼得堡停留了一段时间。回顾去年，我们从远东出发，途经哈巴罗夫斯克、伊尔库茨克，一直到新西伯利亚，这一路走来，所谓的战争影响其实很小。当地老百姓安居乐业，街上虽然有一些征兵广告，但并没有强制动员的情况。这体现了普京对于前线和后方进行分离的思路，尽量保证后方国内老百姓生活的平静，让工作和生活都能正常推进。
关于俄乌冲突，特朗普曾声称能在24小时内结束，但俄方学者表示，别说24小时，就连24周都很难实现。总体而言，对于俄乌冲突，俄国人，包括普通老百姓和学者，都非常希望和平，希望战争能够停下来，但他们更希望从根源上消除冲突。他们不太愿意主动谈论这件事，除非你主动问起，毕竟这是斯拉夫文明内部的冲突。
张维为：另外，从美国方面来说，它实际上面临着很多困难。首先，美国国会通过了《反通俄法》，并且实施了上万条各种各样的制裁措施。要取消这些制裁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反通俄法》，可以用来指控相关行为，一旦立法，很多方面若要修正就非常难。
中国改革开放一路走来，我们对立法是非常慎重的，先是通过行政措施或有关规定，反复实践之后，等条件比较成熟了，再变成法律。这些都是美国应该借鉴的经验。
主持人：我们绝不会像美国那样，仅仅因为政党选举的需要或是出于政治操弄的目的，就轻轻松松、随随便便地出台一个法案。这种法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能在短期内获得政治利益，但某种程度上也完全捆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观众互动
观众：中俄两国政策的延续性非常强，而美国则常常因政党更换或政策更迭导致相关变化十分频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和分析中美俄这三个国家的三角关系，尤其是从长远角度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走向？
张维为：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对中国没有坏处。如果我们现在跟俄罗斯本来关系就相当成熟且良好，双方关系都更加可预测、稳定，两国都是政治家治国，有着更加长远的考虑和安排，这是很好的事情。如果美国老变来变去，对它自己反而不利。而且普京最近公开说过好几次，说中国模式就是比美国模式好，他们现在实际上不少地方也在借鉴中国模式。
我本人下个月就要去俄罗斯参加俄罗斯未来2050论坛——就是考虑今后25年的规划制定。他们请我们中国学者去参加，我跟他们说了，就我们这5年、10年规划，都是从苏联学来的，但我们进行了改革创新，有些经验他们真是可以借鉴的。我觉得中俄关系比美俄关系或者中美关系要成熟得多。
刘军：对，我这次在莫斯科参加活动时，在会场碰到一位老先生。交谈中，我们谈到了当前的一些问题，包括俄美之间的谈判。他提到，特朗普现象只是一种短期现象，美国的政策变化太快了，而且美国国内不同政治力量一直相互缠斗。与之相反，中国具有确定性。因此，他的判断是，如果他是普京，他什么都不用做，因为美国政策变化太快，即便做了什么，美国很快又会改变。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俄罗斯国内有一个普遍看法，那就是俄美关系可以走向正常化，事实上它们也正在这样做，比如过去双方曾大规模驱逐外交官，现在外交机构之间正重新接触。俄罗斯期望实现俄美关系正常化，但对于俄美之间能否发展成伙伴关系，他们高度怀疑。在俄罗斯国内还是深深地存在着对美国的不信任感。
主持人：俄罗斯现在决定“向东看”，这不是一个短暂的思考或决定，而是过去几十年他们拥抱西方未果，而且被西方狠狠教训了之后，痛定思痛得出的结论。俄罗斯国内对美国存在不信任的氛围，这也是历史给予他们的深刻感受。
张维为：对，从更深层次来看，他以及俄罗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美国和西方正在走下坡路。
美国国会
观众：刚刚听老师们讲了许多关于中俄之间在经贸科技领域的合作，想请问中俄之间是否存在潜在的矛盾？
张维为：我经历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去年，我们在海参崴参加了东方经济论坛，普京总统亲自发表了演讲。中国也派了一位领导人参加这个活动。演讲结束后，普京总统和中国领导人坐在一起，由旁边的电视主持人进行对谈。主持人问我们中方领导人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在这里开会，但我们觉得中国对西伯利亚以及整个远东地区的投资还是太少，你们为什么投资这么少，为什么不多投资一点？”
普京的回应很有意思，他说：“你怎么能向我们最尊贵的客人问这么尖锐的问题，还是我来回答吧。”他提到，自己刚刚访问过哈尔滨，看到哈尔滨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做法，认为俄罗斯应该向中国学习，因为俄罗斯存在很多官僚主义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
现在大家在面对问题时，都秉持着开诚布公的态度，在政治互信的基础上，从积极的角度去解决这些问题。
刘军：在具体的一些经贸领域，俄国人现在有一些担忧。比如，他们认为中国发展得太快、崛起得太迅猛。俄方有一种论调，称俄罗斯可能会沦为中国的“小兄弟”——在冷战期间，我们称苏联为“老大哥”，如今却有这样的说法。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说俄罗斯会沦为中国崛起的“加油站”，因为俄罗斯有大量石油天然气输往中国。中俄之间的经贸合作目前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正如张教授刚才所讲，俄方也有声音表示，中国的投资不够，太吝啬了。然而，不管怎样，与中俄之间的合作相比，矛盾永远是次要的方面。
观众：长远来看，俄罗斯是否会再次出现像戈尔巴乔夫式的亲西方的领导人？如果美俄联手抗中，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刘军：我觉得这两个命题都是不成立的。就像何老师刚才所讲，俄国人经历了痛定思痛的过程。戈尔巴乔夫时期选择走向西方，结果换来的是苏联的解体。在叶利钦时期以及普京执政前期，俄美关系虽有过短暂的蜜月期，但没有换来美国对俄罗斯真正的尊重。要让美国人尊重俄罗斯，这是不可能的。俄国人非常鲜明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普京的美国观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也因此，我认为俄罗斯在后普京时代，不可能再出现类似戈尔巴乔夫这样的领导人。
至于第二个命题，也就是你提到的俄美联手抗中，我认为这同样不成立。正如我之前所说，俄罗斯国内对美国存在深深的不信任感。虽然俄美关系有可能走向正常化，但很难发展成为伙伴关系。俄美关系和中俄关系不可同日而语，你是很难体会到的。我们这次到莫斯科，正值胜利日，俄罗斯社会洋溢着开朗、喜悦的氛围，不像苏联解体时转型那么艰难、郁闷。他们看到中国人时非常客气、有礼貌。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命题也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刚才我们还谈到俄罗斯“向西看”还是“向东看”的问题。俄罗斯有一位学者说过，如果彼得大帝再次面临选择，他会打开一扇面向东方的窗户，而非面向西方。
张维为：我补充两点内容。第一点，戈尔巴乔夫当时推行的改革，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那是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的自由化改革，给俄罗斯带来了难以形容的灾难，每一个俄罗斯人对此都深有体会。我们那时候都去过俄罗斯。那时俄罗斯男性的平均寿命降到了50多岁，比之前降了10多岁；老百姓的煤气和供电都受到影响；储蓄一夜之间分文不值，养老金也没了。
至于你提到的戈尔巴乔夫再次出现的可能性，他1996年竟敢竞选俄罗斯总统，但你知道他得了多少票吗？连1%都不到，他已经被俄罗斯人民抛弃了。当然，你可以从理论上进行假设，但这种情况实现的概率几乎为零。
第二点，俄罗斯这次的觉醒，确实与他们对美国和中国认识的深化有关。去年我们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时，普京在演讲中提到，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远远领先于第二名（他并未具体指出第二名是谁）。他还说，俄罗斯的专家们研究了世界不同的发展模式，认为中国模式比其他模式都要好，比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好很多。这是俄罗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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